“民富”背后的政改诉求

　　中国再次站到转型的十字路口。未来五年中国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怎样切实保障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果

　　本刊记者/王维博  文/孙郁婷

　　9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七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

　　在“十一五”即将结束之际，五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研究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至2015年)规划的建议。中国在继改革开放之后再次站在转型的十字路口。

　　为五中全会议预热的这次会议上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

　　此前，新华社等官方媒体报道称，五中全会将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入手，通过“十二五”规划，在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创新公共服务体制等方面，提出重大改革任务。

　　公布会期的当天，《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稿正式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此前，文件稿已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根据惯例，文件稿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并修改后将提请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

　　有专家认为，“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分配格局改变。重点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而深化改革开放被视为转型成功与否的决定力量。随着未来5至10年的目标确定，而经济社会转型背后的政改思路亦隐约可见。

　　“国富”到“民富”

　　此前，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杨伟民一度申言，“十二五”规划与此前的规划有着本质差别，过去的规划追求“国强”，“十二五”规划则追求“民富”。

　　“国富”到“民富”的转变成为公众关注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最大亮点。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中央党校党建专业博士生导师甄小英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国富”到“民富”的转变，让中国的富民之路又见曙光。

　　在甄小英看来，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解决民生问题有了物质基础，此时将“民富”放在重要位置，中共的执政理念又向前迈了一个大步。

　　有学者评论，“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国家将完善收入分配格局提升到更重要的战略高度，从长远看，这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缩小贫富、区域差距，提高国家发展质量的战略转变。短期看，扩大内需首先就需要增加百姓收入，“提高富裕程度，完善保障机制，才能有效提升购买力，从而促消费、扩内需”。

　　事实上，“民富”的提出早有端倪。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回答中外记者问时说道，“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如何切好这块蛋糕，考验执政理念和执政水平。

　　甄小英说，近年来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公众收入的增长远远跑不过政府财政的增长，贫富差距越来越明显，健全市场配置资源机制、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成为当务之急。

　　现在是到了政府“打开粮仓”的时候了。近几年来，中央政府提出，要利用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财政收入增加比较多的机会，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改善百姓福利。这是政府职责所系，也是国家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的必然趋势。

　　今年7月2日，政治局会议为五中全会作准备时已然宣布，要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9月28日的政治局会议又对此再次加以强调。

　　“事实表明，有关民主、民生内容的多少，同社会公众的关注程度成正比。由此，再次证明人民是讲求实际的，党的决策也必须是求真务实，才能受到人民拥护。”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说。

　　会议“前声”

　　虽然《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尚未出台，中央对于未来五年的布局早已展开。

　　7月2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始报道十七届五中全会举行的月份和议程，但没有说明会议举行的确切日期。

　　按惯例，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般在靠近全会举行前才会宣布会议日期。2008年9月28日，它宣布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至12日举行；2009年9月8日，它宣布十七届四中全会于9月15日至18日举行。

　　政情观察家分析，此次提前近三个月公布举行会议的月份，凸显中共高层对议程可能已达成相当程度的共识。

　　2010年6月7日至8日，在国家发改委“十二五”规划专题研究班上，7个司局向各省区发改委代表分别详述了“十二五”规划的7个改革重心：收入分配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事业单位改革、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一一指向经济问题的非经济部分。

　　这意味着，十七届五中全会尽管与往常一样审议的是新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但讨论更多的将是围绕社会发展而非国民经济。

　　今年9月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九位常委密集赴各地考察调研，足迹遍及东中西部不同类型的省区，为十七届五中全会预热。

　　其考察调研内容涉及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民生改善、重点领域改革等多个方面，民生改善同样也成为重中之重。常委们讲话的重心，一是经济转型，二是重视民生。

　　在密集调研的同时，配合十二五规划的人事调整也提前布局。

　　2009年11月底，河南、福建、辽宁、吉林、内蒙古五省(区)党委书记职务调整，此次人事调整范围涉及东南沿海、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以及国务院组成部委。2010年8月至今，贵州、黑龙江、江苏、江西、河北、辽宁、甘肃、陕西等省再次更换了省委书记、省长、副省长等负责人。

　　作为中共“十二五”和“十八大”之前的省部级干部流转，两轮人事调整被认为具有强烈的风向标意义。一位政情观察人士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新的人事调整中 “50后”成中坚、“60后”崭露头角；很多人拥有法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专业背景。“表明中国正在由善抓经济的效率优先型官员向‘追求公平正义’文人治国方向转变。”

　　此外，在频繁的人事调动过程中，中西部地区交流的力度正在加大，出现了多位经济重镇高官调任中西部地区的现象。“实现民富的困难地区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上述人士称。

　　政改信号

　　进入10月，随着调研及人事调整的“前声”渐落，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的思路开始明晰。未来五年中国将开启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以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部署中国经济社会从外需向内需、从高碳向低碳、从强国向富民的三大转型。

　　深入推进三大转型进程中，中国的政改深化隐约可见。

　　在专家们看来，政治、经济、社会是互动的，不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改革很难继续推进。在政治体制本身存在问题，权力分配方式不甚科学，政治体制架构不甚合理的情况下，民富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要做到“国富”到“民富”的成功转型，政府的权力和利益再分配问题成为其中关键点。

　　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甄小英认为邓小平当年在“8·18讲话”中已有明显体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这样的改革并非易事。10月12日，中共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主任王长江在人民网撰文指出：“改革难以推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既得利益在作怪。”

　　“我不能说党内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但是既得利益非常厉害，而且很可能朝着既得利益集团的方向去发展。”

　　王长江说，改革进入深水区后，不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想继续向前就很难。比如民生问题，乍一听，好像和民主没什么关系。但是民生问题不就是财富分配问题吗？如果政治体制本身存在很大问题，权力分配的方式不科学，政治体制的架构不合理，何谈公平？

　　在王长江看来，党政关系仍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而解决的途径是温家宝总理在深圳讲话中提到的“要从制度上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个超脱于既得利益、部门利益之上的机构，来做制度建设方面的工作，这个机构可以设计出多种方案，由决策者来选择。”

　　随着决定未来大局的会议临近，来自高层的政改声音还是让人看到希望。10月3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时表示，“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总结了他的四点政治愿望：要让每一个中国人活得幸福而有尊严；让人民感到安全有保障；让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让每个人对未来有信心。